■龙川七目嶂上的云雾。古人认为，岭壑盘郁，岚烟四塞，积午不开，暴而成瘴。 黄赞福 摄

隋唐时，河源隶属循州，离东都洛阳4800余里，“民居山洞，好相攻击”，系中原人闻之色变的瘴雨蛮烟之地，也是帝国放逐“罪臣”以示惩戒之所。

循州府与龙川郡

隋朝的龙川郡，并不是古龙川县，也不是现今的龙川县地域，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郡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置循州总管府于龙川，开皇十一年（591年）迁归善，原龙川县被并入河源县。也就是说，隋炀帝时期，已没有龙川县，原龙川县地界，都并入了河源。

省并龙川县，是有着一个历史大背景的。《隋书·地理志》载，隋文帝杨坚即位时，有州201个、郡508个、县1124个。如此之多的州郡县，设置不科学，“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民少官多，民何以堪。因此，开皇三年，隋文帝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开皇十一年（591年，一说开皇九年），废梁化郡，设循州总管府（治址在今惠州中山公园），辖归善、博罗、河源（省龙川入）、新丰、兴宁（省雷乡入）、海丰等6县。循州总管府先设在龙川，开皇十一年迁至归善，（一说总管府未在龙川设，是开皇十一年直接设循州总管府于归善梌木山）。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废循州总管府，置龙川郡，统归善、河源（含龙川、休吉）、博罗、兴宁、海丰5县，户6420，初步划定了沿革复杂的惠州行政建制区域范围，隋朝以后的1000多年来，河源南部均属惠州管辖。

历史上河源、龙川的沿革复杂多变，但隶属的郡、府，大多时候都是今惠州。这里将唐代时河源、龙川的一些沿革简要介绍如下：622年（唐武德五年），龙川郡复名循州，辖循、潮2州，先后隶属广州（总管府、大都督府）。循州领归善、博罗、海丰、安陆（海丰析置）、河源、石城（河源析置）、兴宁等7县。627年（唐贞观元年），龙川县并入归善县，罗阳县并入博罗县，齐昌县并入兴宁县，石城县并入河源县。循州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兴宁等5县。690年（唐周天授元年）废循州，置雷乡郡，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析兴宁县置）等5县。742年（唐天宝元年），改雷乡郡为海丰郡，郡治归善县，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乡、兴宁等6县。758年（唐乾元元年）废海丰郡复循州，辖归善、罗阳（博罗县改）、海丰、河源、雷乡、齐昌（兴宁县省入）等6县。

隋唐时，龙川郡“民居山洞，好相攻击”

正史里褒美隋朝龙川太守柳旦政绩时，说到龙川郡“民居山洞，好相攻击”。（《隋书·柳机传》）那么，隋唐时龙川郡（治所在归善）属诸地，为什么人们还多住在山洞里呢？

南朝时期，岭南分为广州、交州、越州三州，其中广州“诸山并俚獠，种类繁多”“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他们住在山里，自由自在得像葛天氏之民。南朝宋时，广州辖15郡、138县、4万多户、约20万人口；交州、越州总户数5万多户，约25万人口。“此之谓编户，只是列入官府版籍的百姓，包括北方移民和一部分‘沾沐王化’汉化较深的蛮夷，此外还有大量的不肯宾服的蛮夷户口，即所谓峒民未列入编户。”（谢重光《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研究》P17）

《隋书》卷82《南蛮》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疍、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先所谓百越是也。”此时南来“华人”，数量仍不占多数，与当地各“溪峒社会”的百越族人杂居。其强族兼并弱族，“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有的甚至能“躬率百越，师次九州”。因鞭长莫及，百越族中的豪强常常被中原朝廷任命地方长官，如循州俚帅杨世略，先是起兵反隋，以循、潮二州降唐后被任循州总管。

唐初李靖平定岭南后，更多的人被编入户口，比之隋代，数年间郡一级增至96个，人口达到了60万。客家学者谢重光认为，这充分说明当时岭南蛮夷远远多于来自北方的移民，其中粤东（含粤东北）一地，尚为俚人的天下。他认同谭其骧的这一论断：“汉人之移植粤东，唐宋以来始盛。自唐以前，俚为粤东之主人……盖自梁自唐，岭南名为中朝领土，实际在俚帅统治之下者，盖百余年云。”（谭其骧《粤东初民考》）

谢重光认为，赣南与粤东在唐以前就设立了虔州与循州，唐初人口都已接近百万，说明当时这两地的开发在粤闽赣区域内处于领先地位，也可以说都已分别有一定数量的汉人迁入，但此后这两个区域人口增长相对较慢，经济社会的发展比较迟缓，尤其是循州，可能因为交通线路的改变和北人南迁目标地的改变，这两个地方接受汉人迁入少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迟滞。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隋代以后，俚人“渐袭华风，休明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于中土”。（《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高州风俗》）这与唐朝廷对边远之地的汉化政策有关，被派到这些蛮荒的、不够开化之地的，有的是任职，有的是被贬谪。这些来自北方的短暂寓居的官宦，无不饱读诗书，带着他们高远的理想和受挫的现实，带着他们的精神气质，带来了中原华风，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循州区域内的百姓和士人学子的风气，同时也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的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循州南至广州400里，东至潮州517里，北至虔州隔山岭1650里。至东都（即洛阳）4800里。现在若从河源（古循州属地）出发，乘火车，大约24小时内就可以到洛阳，但在古代，受到贬谪的官员们就得骑马或步行几个月，一路风霜雨雪，困顿疲惫，还要遭受瘴气的考验。

大唐帝国幅员辽阔，“皇恩”难以泽及的边远蛮荒之地，如离东都4800余里的循州，就是帝国流放官员的理想之所。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原不少贬官被谪入岭南。隋朝兵部尚书柳述，是第一个被朝廷流贬至龙川郡（郡治在今惠州，今日河源现辖各县多属之）的官员。另自唐中宗景龙年间起，就有10多名大臣被贬谪到循州。

被贬入循的官员，有相当部分好端端地回到了北方，也有部分人或因水土不服等原因生了病，埋骨岭南的。因此许多北人便认为是因中了南方的瘴气而死，对岭南瘴气谈之色变：“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

李白曾经有一段时间“失联”，在资讯不发达的时代，杜甫只知道他去了岭南那边，具体是死是活，他根本不晓得。“失联”太久了，杜甫悲伤地梦见了李白，醒来后回忆梦境，他写下两首怀李白的诗，其一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大学问家韩愈，被贬岭南时，也被这东西吓得写下绝命诗——“好收吾骨瘴江边”。不过，大家都知道，韩愈后来健健康康地回到了京城。

唐朝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有个姓赵的朋友被贬到循州（龙川古称循州）。有一天晚上，卢纶收到了赵朋友的来信。在昏黄的油灯下，卢纶打开书信，只看得双泪长垂。于是他写了一首诗，诗名为《夜中得循州赵司马侍郎书因寄回使》，让信使带回给赵朋友。诗云：“瘴海寄双鱼，中宵达我居。两行灯下泪，一纸岭南书。地说炎蒸极，人称老病馀。殷勤报贾傅，莫共酒杯疏。”

地处大庾岭以南的广东，是“瘴雨蛮烟”之地，“王化”不及，气候炎热，生活水准比中原低很多，艰苦得很。古时中原流传着这样的俗谚：连、英、循、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就怕的民谚（历代沿革多变，一般指连县、英德、惠州、新兴、高州、信宜、雷州、化州及其所属各县）。

北人传说南方的空气里，有一种可怕的东西，人遇之则病，畜遇之则伤，那就是瘴气。

五岭常炎郁，百越多山瘴

那么，什么是瘴气？瘴气什么时候起？遇到瘴气会得什么病？其实这瘴气一年四季都会起。

清代范端昂《粤中见闻录》说，“岭南旧谓瘴乡”，他还单列一篇，专门讲瘴气的。因为岭南地气暖，“罕应其候，蒸变为瘴”，非烟非雾，蓬蓬勃勃，多起于水间，与山岚相合，常常像烧了很久的火一样，草莱之气郁结不散。山野间，日出的时候，也有白气，从地下蒸腾而上，咫尺难辨人物。春夏秋冬都有瘴气，不同季节的瘴气，都有不同的名目，春天和冬天的瘴气最毒。

在范端昂看来，春天的瘴气，多因恶蛇乘春而出，其毒与阳气俱吐，所吐的气，初时在空中犹如弹丸，渐大如车轮。他告诫大家，要是看到这种东西，得赶紧闭气伏地，等这气过了才起，要不然，轻则胸闷，重则疯哑，乃至汗死。

夏天八九月时，有冷瘴、热瘴、哑瘴、香花瘴，遇之则得各种病。因而，善养生者，不要早行露宿，不要日中而驰。最是酷暑的午后，骤雨初歇之时，行人万万不可行走，汗热了也不要脱去衣裳着凉。

胡朴安在《中国风俗》一书中抄录的《粤西采风琐记》，所载与范端昂类似，亦认为“天气炎热，地气卑湿，结为瘴疠，为害不小”。

嘉庆《龙川县志》卷四提及当地的瘴毒：“瘴疠乃深山菁林中草木之气，挟毒虫恋蛰蒸郁而成”“山居者，岭壑盘郁多淫毒，岚烟四塞，积午不开，暴而成瘴，人中之多生疾，或黄羸，足重，偏枯，癣疥，不一”。龙川当地人常常吃芙蒥之类的草药来祛瘴毒，出门穿木屐，以远湿地而少沾湿气。

翻《辞海》的“瘴”字条，解释为：“瘴：瘴气，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瘴疠：南方暑湿地的病。内病为瘴，外病为疠。”再翻《现代汉语词典》：“瘴：瘴气。”“瘴疠：指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等传染病。”“瘴气：热带或亚热带山林中的湿热空气，从前认为是瘴疠的病原。”

有人认为瘴气是什么毒蛇、虫子的尸体，以及落叶腐败后，产生的一种毒气，也有人反驳说，比空气轻的气体，产生一点即飘上天一点，无论有毒与否，成不了“瘴气”。比空气重的气体，即使有毒（更多的气体也不一定有毒，而是因为挤走了氧气，会让人窒息），也必须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才能积聚，人误入此环境时对人体产生危害。譬如长期不使用的深井，污浊的下水道，人下去之前，必须先放活物下去检验一下。在敞开而且总会有风的地表，比空气重的气体也难以聚集形成“瘴气”。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左鹏在《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一文中认为，瘴疾是北人南迁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所罹患的疾病，诚如其他学者所说，它虽然包含了某些外感热病，但主要是指恶性疟疾。根据疟疾的流行病学分析可知，疟疾有两种流行形式：一是地方性流行，一是爆发性流行。

又有人认为，用现代医学的观念来看，“瘴疠”倒是很像“地方病”，“瘴气”则是“地方病”的病因。某个地区特有的气候、地理环境，使其存在一些传染病病原体的动物宿主；某个地方特有的生活习俗，利于病原体感染人体；某个地方的土壤中所含物质对人体来说不适应。因此，“瘴气”和“瘴疠”的消失也就很好解释了：没有污水滋生蚊子，睡觉挂蚊帐开空调，杜绝蚊子叮咬，疟疾自然就发不了；灭了钉螺，血吸虫自然活不了，便也钻不到人体来了；盐里面加了碘，土里有没有碘也就无所谓，人的甲状腺也不肿了……

民国《龙川县志》第20页，说到龙川县地，多暑少寒，夏秋间淫雨连日，潦水暴涨，有飓风间发，甚则折木扬沙，数日方止。秋天的仲季月，瘴疠发作，人多疟疾。

而同治《河源县志·风俗志》里，则对河源的好空气作了很自豪的描述：

“河邑地高土厚，山明水清，少岩壑岚瘴，远海潮咸湿，泉稍寒冽，气自暄和。”虽然春后多阴雨，服物不免生雾，秋分始晴明。至于麻风、瘟疫、重腿、沉疴诸症，是广东人经常罹患的，但在河源县，却独独可以无忧。宣称境内无瘴的，还有桂林等地，这是修志人对家乡的美化，还是实情，就见仁见智了。

（转载 2022年06月19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