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源形胜极为壮丽，桂山西镇，龙江东抱，土原沃衍，据郡上游。

　　连平出土的东汉牛拉车墓砖

　　南齐疆域图，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河源建县。翻拍自南京六朝博物馆。

　　在2000多年来的王朝更迭中，河源从百越定居地渐渐成为汉越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之一，到南朝时河源人口达到了建县程度。与此同时，河源地区的人口数量，也在历史的兴衰治乱中上下浮沉。

河源形胜壮丽堪称乐土

　　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河源设县建城，辖区含今和平、连平、新丰、龙门、博罗等县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均为古龙川旧地。

　　清初以后，河源县不再析土置县，管辖范围包括今源城、东源县区域。1951年，观音阁镇、友助乡从河源县划给博罗县，原博罗之埔前划给河源管辖。1953年，原河源县属平陵镇划给龙门县。1957年，新丰县的锡场、半江地区划归河源县。此后至1988年河源建市前，河源地界基本没有变化：以县城为中心，东至70公里外的黄村镇，与龙川县属鹤市镇和五华县属长布镇交界；西至35公里外的新回龙，和龙门县属平陵镇毗邻；南至20公里外的埔前镇，同博罗县属石坝接壤；北至60公里外的船塘镇、三河乡，与和平县属礼士乡、公白乡相连。东南60公里外的康禾镇、久社乡，与紫金县属黄花乡、黄塘镇交界；西南10公里外的桂山林场，与博罗县属黄山洞隔山相望；东北65公里外的柳城镇，与龙川县属佗城为邻；西北80公里外的锡场镇、半江乡，与新丰县属马头镇、大席镇以山水为界。

　　河源建城之前，人烟稀少。源城区至今仍流传着一句俗话：“先有曹古莫，后有河源城”，是说河源建城之前，就已有曹、古、莫等姓氏在此居住。今东源县双江镇桥头圩，民间也有一句古话：“先有桥头圩，后有河源城。”但河源建城最先是在上城，后为避盗扰迁至下城，明朝万历年间为避水患又迁回上城。

　　原河源县的地势，北高南低，东西宽，南北窄，东西两侧多为崇山峻岭，南北多为低山丘陵，岭谷相间。东江流向为自县东北向西南，县境被分为河东、河西、新丰江库区三大块。东北向西南走向为缺牙山脉，自柳城上洞起，西南至桂山止，将全县割成两大半，西南面为灯塔盆地，东南面地形地貌复杂。全县面积分布比例，可谓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乾隆《河源县志》对河源的形势描写并赞美道：“河源形胜极为壮丽，桂山西镇，龙江东抱，土原沃衍，据郡上游。语其四塞，则丰江上流高山险峻之域，有长宁、连平当其隘；槎江上流高山险峻之域，有和平、龙川塞其冲。两江至县治合流而下，与永安、博罗、归善相互连接，去海数百里。”若有草寇作乱，有负此天险的忧患，但自连平、长宁、永安建县之后，县内晏然，堪称乐土。

　　这样的地势，使得河源相对封闭，而在天下动荡之时，这样的地势又成了天然屏障，隔绝了中原烽火，吸引了一些南迁的望族、士民落居。

秦汉时期，“中县之民”渐居河源

　　秦辟南海郡、建龙川县后，在之后的王朝更迭中，战乱不断、十室九空。有时战乱能持续几十上百年，影响数代人。时常发生的灾荒，也使人们生活难以为继。为苟全性命、延续后昆于乱世，中原士族、中下层人士陆续向南迁徙，“衣冠南渡”，很大一部分人经东江出赣徙粤，分居各地，而河源，亦是他们南下驻足的一个好地方，与当地越人各族融合。

　　秦代最早移民龙川的，当属跟随赵佗的部分士卒。据唐代韦昌明《越井记》记载：“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历三十五代矣，实与越井相终始。”韦昌明自云，自家祖上是从“陕中”迁来龙川的。据查，陕为春秋时的晋地，战国属魏，属中原地区。

　　据新编《龙川县志》载，这“中县之民四家”，为赵、韦、官、任四姓。

　　根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东研究，秦末在移民实边过程中，有一定数量的北方人口来到粤东北地区。两汉之际及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连年，北方人口大规模向南方各地迁移，岭南地区此时也接纳了相当数量的北方移民，故其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他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推算，东汉中期粤东北境内人口不下十万之众。

　　在连平县上坪镇出土的一块东汉印花人物车马像墓砖，清晰可见一匹马拉着圆轱辘的车，前后各有一人手持工具在旁。该墓砖反映了东汉年间连平一带人们生产生活场景，表明彼时当地农业生产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被灭，南越改设九郡。此后，中原地区因灾荒、战乱以及王朝政策更迭等原因，诸多北方族群持续长时期南迁。但直到唐代，东江流域的人口仍然稀少，唐刘恂曾有“潮、循多野象”（《岭表异录》）的记载。在南越国时期，野象曾被进贡到汉廷。直到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潮州还有野象。

南朝烟雨中，百越融入华夏

　　龙川建县后六七百年过去，在现今河源市所辖区域，人口在慢慢增长（谭其骧等学者认为粤东北一带唐以前以俚人为主，尚有众多其他百越族人），农业生产也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这一带地区有了建县的可能。

　　大概经过帝国官员的考察，今源城区上城街道一带，是这一片区域的人口重心，于是，在南朝齐时，河源得以建县。但首任县令是谁，史书上并无记载。

　　南朝时期，在中国南方相继出现宋、齐、梁、陈4个王朝。其中，宋文帝刘义隆在位30年间，江南经济社会得到较大发展。公元479年，掌握宋禁军大权的萧道成夺权篡位，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南齐政权不稳，22年间换了7位皇帝。公元502年，萧道成族弟萧衍篡位，改国号为梁。公元589年，隋灭陈，南朝结束。

　　这些政权争夺，与远在岭南的河源人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在南朝期间，长江流域和整个江南的经济都得到较快发展，粤东北包括古龙川地区也因此颇得惠泽，人口与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发展，到了南齐时，粤东北境内的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增至13个：博罗、龙川、新丰（析龙川置）、河源（析龙川置）、罗阳（析博罗置）、海丰、兴宁、怀安、欣乐、齐昌（析兴宁置，即后来的长乐）、陆安（析怀安置，后属龙川）、义招（即今大埔）、程乡（今梅县）。

　　王东认为，南齐时粤东北县级行政建制骤然增加到13个，一方面说明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区域开发规模的扩大和开发速度的加快。结合彼时当地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可见原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经过长期的汉化以后，陆续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同时，在永嘉之乱以后，北方人口第一次南迁高潮中有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进入粤东北地区。

　　东江、韩江流域中，东江流域得到的开发更早，因其有军事上的重要地位。王东认为，秦代粤东北地区，其人口地理布局主要集中在东江流域中上游地区。粤东北境内的开发，其人口动力一方面来源于永嘉之乱以后的北方人口南迁，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早期土著居民的汉化。

　　到南朝时期，粤东北人口激增，从隋代粤东北地区的政区沿革中也可窥见一斑，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仅存190郡1255县，但粤东北地区却由原来的一个郡（义安郡）增加到两个，新增了龙川郡（领十县）。但从南朝开始，粤东北人口密集区从原来的东江上游地区，转移到韩江流域和东南沿海一带。（王东《那方山水那方人·客家源流新说》）

　　生活在古龙川、古河源等地区的百越民族里的俚、僚等，到南朝时仍旧活跃。南朝梁时，吴兴东迁入胡铄，随章昭达南下平定欧阳纥后，不久出任广州东江督护。其兄胡颖，曾出番禺，征讨俚洞，曾任广州西江督护，并南征交趾。（《陈书·列传·卷六》）唐高宗、武后时期，曾发生所谓“蛮獠啸乱”，有关文件直陈“岭南为獠蛮之薮”。永隆二年（公元681年）“盗起，攻南海边鄙”，朝廷令岭南道的循州司马高琔率兵平叛。直到宋代，龙川仍“人多蛮獠”。（《广东通志·卷九十三》）畲族则大致在隋唐后从长沙、武陵等地南下。畲族彼时称瑶（古作“猺”，有歧视义）。

　　虽然东江流域的开发历史很长，但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在唐代，东江流域和韩江流域所在的循、潮二州，和海南诸州同被列人口最稀一级，每平方公里不到1户。

　　宋代以后，东江上游地区人口密度仍然较小，但在慢慢增加。北宋靖康之难后，金灭北宋的十年以及金人统治中原的数十年间，为避祸，中原汉人持续南逃，大部分到了闽、赣、粤地区。明初人口降至极低，大抵因元朝及元末明初的战乱所致。清朝康乾年间，由于取消了部分丁口税，又出台了新垦田地不加赋税的优惠政策，人口开始快速增长。宋代以前的河源县有多少人，康熙年间修的《河源县志》也阙而未载。

元代以来的河源人口变迁

　　元朝时，河源县有3530户13540人。元末，黄河泛滥，天下动荡，改朝换代的战火蔓延至河源，河源县率众起事者有李满林、曹文昌、黄彬等人。河源人口大为减少。

　　明代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河源县城共有1195户5628人，约为元末的四成。这一年，河源县知县邓文张上书朝廷核准除荒田粮米5974石，使农民得以安其业，外流者复业安居。

　　明永乐、嘉靖年间，河源休养生息，人口也慢慢地多了起来，但是，人口也未恢复到元末的数量。万历二十八年，河源户数2747户，人口7065人。

　　虽然河源县人口在缓慢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迁徙到河源的人都在此定居。清初，“湖广填四川”时，不少河源人迁居四川。民间《简阳县志》载，清代移居简阳（今四川简阳）的移民有261支，其中龙川9支、和平6支、归善（惠阳）和河源各3支，连平2支，永安（紫金）1支。雍正年间，广东地方官员肇罗道杨锡绂在《奉委查办入川人民事宜条禀》里提到，“去年清查入川人民，只有长乐、兴宁、镇平（蕉岭）、平远、龙川、河源、连平、永安、和平等县……一县之中，至少亦必千人。”明清时，亦有部分河源人远迁东南亚。

　　清康熙元年，邻县博罗给河源拨来795丁口（凡男子自十六至六十岁称丁，妇女称口，合称丁口），充实河源缴税（丁银）的人口。（同治《河源县志》）清代，在雍正初年推行“摊丁入亩”措施之前，男丁需交纳丁银及承担徭役；女口则除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需交纳一定数量的食盐税外，一般免纳丁银和免服徭役。

　　清代县志中，没有记载老幼人口数量，壮丁及妇女人口，在乾隆年间，河源县共有男子2944人，妇女2681人，总共5625人。如加上当时老幼数量，人口数量也是远远不及元末。

　　清乾隆十七年后，清政府全面取消男女丁口税，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凡新开荒地不加田赋税，河源人口激增。至宣统元年（1909年），全县总人口急剧上升到10万人之多。

　　抗战时期，珠三角等地难民大量流入河源县境内，到1949年底，河源县人口达271401人，和清宣统元年相比，增加了17万人，38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474人。（2000年《河源县志》）

　　1962年，河源县登记总人口352031人。（《源城文史资料》第六辑）河源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10年源城区的人口数量为464847人。10年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源城区常住人口70.36万人，较2010年增加了238760人，增加人口数在河源市中排第1位。

（转载 2022年5月22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