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器形图案被选为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资料图片

■南越王墓出土的错金铭铜虎节 资料图片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杯 资料图片

■南越王墓出土的漆器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

　　岭南大开发，始于2000多年前的赵佗治南粤。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赵佗通过“和辑百越”促融合、都邑建设定格局、创新务实兴农业等举措，极大地推动汉越民族大融合和岭南经济文化社会的大发展。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岭南开始在赵佗推动下进入封建社会。由于赵佗在龙川积累了成功的行政经验，南越称王之后，他继续延续着“和辑百越”“与越杂处”的施政理念。南越国内，越人参政，汉越通婚，推行秦篆，统一度量衡，执行重农政策，大量使用铁器，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不但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逐渐变得“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从赵佗治龙川至赵佗卒（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近或赶上了中原地区。广州南越国宫署御苑的建筑遗存、南越王墓出土的多种多样的随葬器物，无不反映出秦汉时期多区域文化交流融合形成的岭南文化发展水平。可以说，赵佗催发了岭南文化2000多年发展的浩荡春潮，终使“开放、兼容、敢闯、创新、重商、务实和世俗文化”等岭南文化特性，在赵佗时代就已成雏形。

　　一 搞基建：建双城，2000多年地位未变

　　龙川城（今佗城）与番禺城（今广州）是由赵佗和任嚣分别在同一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建立的。赵佗接任南海郡尉并成为南越王之后，在前任南海郡尉任嚣筑城的基础上，扩建了番禺城。与他所建的龙川城一样，番禺城的地位在2000多年来未曾变过，一直是岭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经过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了南越国的宫殿遗址、宫署走道、越王井、万岁瓦当及大量建筑材料。考古学家大致确定了赵佗所建南越国都城范围：南界约在广州中山四路向南约300米处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东侧，西界大约至人民公园，北界与宋代子城北相接，约相当于东风路以南，东界在今仓边路。（麦英豪《广州城始建年代及其他》）

　　番禺城处珠三角腹地，东、西、北江三江交汇处，河道纵横，内河航运可达广西、贵州，还可通过灵渠沟通长江水系。海道更是可通闽越、吴越等地，还可穿过南海，与东南亚诸国进行海上交通贸易。番禺城背负白云山，临南海，中间有宽阔平地，依山傍水，易守难攻。从广州市郊发现的大量西汉中期至东汉墓葬来看，番禺一直是岭南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和南海郡的郡治。从赵佗建立南越国起，广州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广州城由小到大，逐年扩展，城址一直未变，赵佗城2000多年来一直是广州城的中心。因此，赵佗建都番禺对广州早期城市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它初步确定了历史广州城的地理位置，奠定了广州岭南首府的地位，使广州成为岭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黄淼章《赵佗建都番禺对广州早期城市发展的影响》）

　　二 促融合：兼容并蓄谋发展

　　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佗，闭关绝道，隔绝了中原的战火，推行“和辑百越”的基本国策，因地制宜，开始治理南越国。南越国以南越族为主体（包括今广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骆越），南越族支系众多，各部越人在社会经济上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与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更是大相径庭。

　　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处于珠江流域的南越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萌芽，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古越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在饮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旱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

　　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继建立起夏、商、周等朝代，末期形成春秋战国时期，早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同一时期的岭南，仍属“新造未集”的阶段，仍被中原人视为“断发纹身”不开化的南蛮之地，据考古资料证明，直到秦平定岭南前，这里还是处在一种原始的部落酋长世袭制阶段，只有部分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但仍是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如交趾等郡，到汉元帝时，仍是“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人如禽兽，长幼无别”。

　　要改变这些原始落后的面貌，急不来、急不得。攻越时，秦将屠睢以“苛法钳制粤人”，结果一败涂地，自己的项上人头也没保住。

　　屠睢的教训，让任嚣大受震撼，他一方面以武力镇守南海郡，一方面“抚绥有道”“恩洽扬夷”“和济粤众”，政绩突出。任嚣看中赵佗，也是看中他与自己三观接近，志同道合，必能保南海郡的安宁。“佗之王，嚣成之。”自立为王的赵佗因地制宜，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政策。

　　赵佗兼并象郡后，实行由越人“自治”的办法。如交趾（今越南北部），他就只是派遣两个官员去进行“典主”，近乎“自治”。同时，赵佗在交趾地区分封了一个“西于王”，此人正是组织杀死屠睢的原西瓯君译吁宋的后裔，颇受当地人爱戴。赵佗以安抚之策让他自治，并通过不断的经济援助增强西于地区的凝聚力，以加强控制。同时，赵佗用财物来“收买”周边越族首领以取得友好相处。

　　安定和平的南越国，使赵佗慢慢打开了局面，推动了岭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快捷发展。

　　在政治上，南越国沿袭秦在岭南实施的政治制度，实行郡国并行制，把深居深山密林的南越人纳入南越国政权的郡县编民，实行统一管理；仿效汉朝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并实施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确保政治上的有效控制和实际统治。赵佗保留了南海、桂林二郡，改象郡为交趾、九真二郡；设县有番禺、龙川、博罗、揭阳、浈阳（以上属南海郡）、布南、四会（以上属桂林郡）等。在军事上，则效仿汉制，设立将军、左将军和校尉，又设步兵、舟兵和骑兵等兵种，对号称“带甲百万有余”的军队实行有效指挥和控制。

　　汉高祖刘邦得知赵佗在南越实行“和辑百越”政策的成功，大为赞许：“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

　　中山大学教授杨鹤书认为，距今2000多年前就能以平等、尊重、亲近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在世界上也是一种很文明的政策和政府行为。

　　广东考古专家麦英豪认为，赵佗最大的成功在于：第一，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二，选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任南越王国高官；第三，提倡汉越通婚。

　　在民族政策上，赵佗实行“和辑百越”政策，提倡汉越通婚，尊重越人风俗，促进汉越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1983年在广州发现的第二代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以汉式器物为主，同时也有越式和少量楚式器物，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南越王墓出土的越人操蛇托座、几何印纹硬陶器、陶响盒、波斯银盒，突出体现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证明了岭南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与开放性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西汉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带座栏杆石柱，在现存的河源客家古民居中仍常常可见。

　　张荣芳、黄淼章、陈伟汉等专家认为，赵佗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部落统治，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文明发达的封建社会。

　　在赵佗“和辑百越”的施政理念下，南越大地渐渐地平定下来，人们得以休养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农业和海洋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兼收并蓄、包容性极强、勇于开拓、大胆革新、求真务实等鲜明特性的岭南文化。

　　三 实仓廪：创新务实抓农业生产

　　“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的进步一定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

　　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一些黑色粒状物吸引了不少游客的注意：“啊，这是2200多年前的水稻、苹果籽、葡萄籽。”

　　2200多年前的水稻、瓜果种子，炭化或半炭化成黑色物质，是当时人心安定的基础：只有食能果腹后，才能进一步从事更高的文化活动。

　　考古专家认为，广东地区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开始，但并没有大面积种植。

　　聚居在山岗或河流湖泊高地上的百越族人，以往只用简陋的石制、木制工具在水边、森林里捕捞鱼虾、狩猎山兽、采集果类。赵佗带着中原汉人和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来了，越族告别了这种原始的生活，岭南地区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为岭南早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

　　赵佗任龙川令并成为南越王后，推广中原先进技术，推广使用铁农具和耕牛，改变以前的“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耕作方法，农业生产经济结构迅速改变，水稻开始了大面积的推广和种植。这是赵佗还在龙川时就开始推行的发展农业的做法。唐朝进士韦昌明指出，赵佗在龙川“垦辟定规制”，采取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土地利用方式、耕作制度和相应的农业技术。

　　在广州的汉墓中，出土有用于储藏粮食的干栏式陶仓，反映了当时粮食已有盈余。

　　根据专家考证，到汉武帝时期，南越国人口至少达100多万人，这些人口每年要消耗2.4亿多公斤粮食，生产这些粮食需要大约300万亩良田。可见当时南越国的农业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可观，有的地区甚至接近于当时中原的发达农业区。此外，南越国还大力推广水果种植和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造船业，并发展交通运输和商业外贸，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岭南地区汉唐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除水稻外，南越国还种有黍、粟、菽、芋、薏米等其他作物。此外，还人工栽培有多种瓜果，如橘子、荔枝、橄榄、木瓜、杨梅、酸枣、甜瓜等。赵佗将岭南的各种佳果如荔枝献给刘邦。

　　《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便是掌握岁贡汉廷的岭南佳果的专门人员。

　　欲善其事，先利其器，赵佗引进了中原的铁器到南越国。张荣芳、黄淼章在《南越国史》里介绍，考古发现，秦统一岭南之前，铁器流入岭南的数量极其有限，流通范围很窄。秦定岭南后，随着大批中原人南下，铁器才在岭南普遍使用，西汉时期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铁器就有700余件，其中包含家具、手工业工具、炊具、武器和杂具等，与农业有关的铁器种类有锄头、铲、镰、刀、锛等。

　　张荣芳、黄淼章认为，南越国时期铁器的大量推广和运用，意义深远。在先秦时，岭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奴隶制社会，人们使用简陋的工具，以渔猎、捕捞和采集果实为生。秦末大量中原人的南下，带来的先进工具和技术，使大面积砍伐林木、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成为可能，为南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亦标志着岭南地区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翻开了岭南历史崭新的一页。

　　此外，南越国的手工业生产和冶铜、制铜业在两广地区尤其是南海郡已较为普遍，器形和种类较多，有礼器、乐器、生活用器、装饰品及杂器等。冶铁和铁器铸造、金银器铸造、造船业、纺织业、漆木器制造、玻璃、玉石、陶器等手工业的发展情况亦大致如此。（杨东晨《岭外明珠南越国——论龙川令赵佗创立南越国和对岭南社会发展的贡献》）在西汉族南越王墓出土的器物中，有一套铜制印花凸板，被认为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纺织史上最早的一套彩印工具。该墓还出土了22块平板玻璃，是我国汉墓中首次发现，经专家鉴定，一部分是岭南地区制造的。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南越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南海郡出土有春秋、战国铁锸、锄（楚器）农具各1件，秦汉铁农具有锄、镰、、锸等。桂林郡出土的铁农具甚少，交趾、九真则没有发现。南海郡在汉文帝时已实现牛耕（墓葬中有黄牛骨头），桂林郡则较晚，交趾、九真直到东汉中期才有牛耕。稻、黍、麦、豆、麻、蔬菜、瓜果等农作物种子也多见于南海郡的墓葬内，桂林与苍梧王国墓葬内少见，交趾、九真郡的墓葬发现的更少。

　　先进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中原农耕文化、生产技术的引入，以及“金铁、田器、马、牛、羊”等对本土“刀耕火种”的“大换血”，极大地提高了岭南的农耕生产水平，促进了岭南地区的社会发展。

（转载 2022年4月10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