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人操蛇鎏金铜托座，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构件。力士低鼻大眼、着短裤与短袖葛衣、跣足，是典型的越人。资料图片

■河源客家文化公园内的秦军南下雕塑作品 凌丽 摄

■河源火车站广场的赵佗塑像 冯晓铭 摄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秦二世继位后，陈胜、吴广起义，引燃天下逐鹿的战火。为保护刚安定下来的南海郡免遭战火侵袭，接任南海郡尉的赵佗依任嚣策略，击并桂林、象郡，与南海郡统一成一个整体，建立并精心治理南越国，使得南越国从蒙昧状态而至“颇有文理”，文化趋同于中原，族类界线也逐渐模糊，岭南地区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堪称岭南地区第一次大开发。

　　◎任嚣传位龙川令赵佗

　　在龙川令任上兢兢业业6年后，公元前208年，赵佗忽然接到上司任嚣的传召。原来，中原地区已是狼烟遍地，改朝换代的战争正在进行之中。重病之中的任嚣深知自己一死，中原战火就会延烧到岭南来。他环顾身边诸部属，却是“郡中长吏，无足与言”，都不是能守疆拓土的良材。任嚣看重赵佗的才智，他的政治遗产，将指定赵佗来传承与发扬。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巡游返至平原津得病暴卒。在赵高、李斯的扶持下，秦二世于公元前209年继承皇位。连年征战、大兴工程、暴虐统治、奸邪当道，“民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使天下初定的大秦王朝摇摇欲坠。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在安徽宿州大泽乡揭竿而起。公元前207年，秦亡。其后，西楚霸王项羽与出身草莽的刘邦等各路豪强逐鹿中原。

　　远在边陲掌管着南海郡的任嚣这时已经病危。当中原大乱的消息传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临终前将龙川令赵佗召至病床前作了一场推心置腹的密谈。

　　任嚣目睹了秦始皇自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参与了平定岭南的战斗，又看到原以为固若金汤的秦王朝将被推倒。历史风云变幻莫测，但又岂非人力所为？他所效忠的那个王朝，“秦为无道，天下苦之”。

　　“我听说陈胜等作乱，这也是天下饱受秦朝带来的苦难所造成。项羽、刘邦与各路豪杰各自召集义军争夺秦朝天下，中原这番战乱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任嚣说。

　　任嚣对赵佗分析了天下大势，又教他如何护卫岭南一方和平。他说：“南海郡虽地处僻远，但我也怕这些不义之师侵略到这里。我原想着要断绝秦朝新修的通往南越各地的通道，以早做防备，不想我这会儿病得这般厉害。番禺据山险，又有南海渔盐之利，范围广阔，又颇有中原人可作智囊辅助，也算可以立国的了。我看郡内其他官员都没有什么必要和他们谈这些，就只召你来告知了。”

　　清代屈大均认为，任嚣这个计划，一方面是要让并入大秦版图不久的百越人民远离战火休养生息；一方面割据岭南也是当时情形所迫，大势所趋；再者，他本为秦将，不忍负秦。

　　赵佗此时虽年轻，但具有很强的军事指挥能力，且任龙川令已有六七年，已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知道，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龙川令赵佗立即接受任嚣安排，诈持皇帝诏书，代行南海尉事。

　　◎南海郡尉任上 他隔绝了中原战火延烧至岭南

　　不多时，任嚣病殁，赵佗立即按任嚣的谋划，“急绝道聚兵自守”，发布文书，通知横浦（大庾岭一带）、阳山（长沙通番禺之骑田岭）、湟溪（英德西南连州江与北江倒流处之汇浦关）三关驻军，令驻军先将中原通往岭南的几条“新道”毁去，好让五岭以外的各路诸侯进不来，以聚兵自守，并在仁化、乐昌筑城。他筑起多个边防城池，大大加强了军事防御力量。无论中原硝烟如何变幻，战火却烧不到岭南，坚持“自守”策略的南越国恍若世外桃源。

　　这“新道”究竟指哪些，后世学者常有研究，认为有4条路线：1.从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经过大庾岭，经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市小梅关），复沿浈水西行，取北江顺江可抵番禺；2.从湖南郴州跨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 东南行，经湟溪关、洭口，取北江南下可抵番禺；3.从湖南零陵湘江南下，再西南行，经过广西全州，再经过秦城、严关，走湖桂走廊而至桂林，再由桂林南行到达郡治临尘。此道与灵渠水陆相济，可“扼粤西咽喉”；4.越桂岭，沿回江南下，取西江东去可达番禺，溯浔江而西可达布山（朱宏斌《秦汉时期区域农业开发研究》）。

　　这4条道路一毁，岭南和中原就再度恢复到相对隔绝状态，在战火纷飞之时，划出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防火区。

　　为稳定人心，赵佗还借着严苛的秦朝法律，诛杀了一些秦帝国设置的掌管兵马的官吏，代以自己的心腹。

　　公元前206年，秦亡，天下大乱。

　　赵佗冷看中原逐鹿，烽烟遍地。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南海郡的经济、社会建设上，其政治组织能力、军事实力等都有了质的飞跃。

　　◎击并桂林象郡 统一岭南三郡 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

　　“迢迢东南天，巨浸无津壖。雄风卷昏雾，干戈满楼船。”地处南海郡上峰的桂林、象郡趁乱建国立王，给南海郡的稳定带来很大威胁。司马迁指出：“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早就在战火中淬炼过的赵佗，迅速“击并桂林、象郡”，岭南三郡并为一体，在政治上归于一统。

　　任嚣说过，在这天下问鼎、动荡不安的年代，赵佗可以立国自守。

　　于是，前204年，南越王国建立，国都在番禺，赵佗自称南越武王。

　　为何要自称“武”王？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引颜师古曰：“成汤曰，吾武甚，因自号武王。佗亦言武，亦犹是耳。愚按，草泽之雄，各自为制，何必稽于古。”赵佗以武力称王岭南，立国后，又有“带甲百万有余”，因称为武王，自彰其武功。至汉高祖十一年，刘邦赐赵佗以王玺，才去掉“武”字，改称为南越王，成为汉朝所封的一个诸侯王。（余天炽等《古南越国史》）

　　从龙川县令到南海郡尉，再到南越王，赵佗经历了秦始皇、秦二世、秦子婴、汉高祖、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和汉武帝两朝9帝（后），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

　　历史的风云仍在变幻翻滚。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获取了最后的胜利。经过近10年的苦心经营，南越王赵佗亦已稳据一方。

　　南越国历史共93年，赵佗统治南越国67年。赵佗死后，其孙赵胡继位；赵胡死，子婴齐继位；婴齐死，子兴继位；赵兴后被吕嘉叛乱杀死，立婴齐另一儿子赵建德继位。

　　南越国自赵佗称王，历五世，存近百年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正式划入汉帝国的版图，龙川县仍归南海郡管辖。

　　南越国的疆土有多大？“东西万余里”，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西至夜郎（今广西、云南的大部），南至海南(今海南省、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至闽越（今福建南部），都城在番禺（即今广州）。按南越国史专家张荣芳考证，南越国范围包括了现在的整个广东、广西和越南大部分地区。“当赵佗盛时，殆东至闽越，北达衡阳，西兼今广西、安南，南则尽海南岛等地，范围甚广，特以南海郡，即今日广东为根本。”（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

　　赵佗此举，避免了岭南地区重新出现百越的分裂状态，避免了中原地区遭受的战争之苦。这对岭南地区百姓的安危以及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

　　在南越国，赵佗一直继续实行秦汉所实行的郡县制与官僚制度。赵佗还大力推广汉字，使汉字成为南越国的官方文字，并在南越国中普遍流行。

　　南越国存近百年，使得南越国从蒙昧状态而至“颇有文理”，文化趋同于中原，族类界线也逐渐模糊，岭南地区实现了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堪称岭南地区第一次大开发。

　　◎“和辑百越”方略 贯穿赵佗治理龙川与南越国之始终

　　从中原来到岭南的赵佗，使原本“蛮荒蒙昧”的岭南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其中，“和辑百越”无疑是赵佗成功治理龙川的经验，也是他在龙川这块试验田收获的重要果实之一。

　　赵佗在龙川“下车伊始”，就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以坚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岭南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的秦军，同“好相攻击”的当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阂，冲突时有发生。

　　据南越国史专家黄淼章考证，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曾带有一批秦军的官兵留守龙川，他要求官兵与当地越人友好相处。同时，将中原文化带到龙川，注重教化，与越杂处，让中原人与南越土著共同开发。

　　深圳博物馆原馆长黄崇岳介绍，赵佗身为龙川县令，深入越族地区，了解越人风俗民情，总结了历史经验，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成为南越王的赵佗，仍面临着初任龙川令时的大难题。秦始皇派来平定岭南的大军，除一部分在战火中失去生命外，其余的仍有很多是才被秦始皇灭国不久收归大秦版图的六国人士，这对亟须“平静休养”的岭南地区来说，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而初归秦朝的越人，对暴秦亦多有不满。

　　赵佗将在龙川时所奉行的“和辑百越”“汉越杂处”等政策进一步推行，成为他的治国方略，并贯穿赵佗治理南越国的始终。

　　赵佗选拔越族首领参与管理国家政务，任用了“本越人之雄，越人所服”的吕嘉为丞相，封吕嘉的弟弟为将军，吕氏宗族中为长吏者70余人。南越国册封的一些王侯里，大部分是汉人，也有些是越人。他还任用有见识的女性越人冼夫人（非谯国夫人冼英）“委以治高凉”。

　　张荣芳等认为，通过对越族头领的争取和吸引参与政权管理，使他们的利益与南越国统治集团利益相一致，从而消除他们的疑虑，使他们对南越政权产生了认同感。这就扩大了南越国的统治基础，以越治越相当顺利，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时序更迭和适应地理环境的过程中，古越族人形成了自己的风俗习惯，喜欢吃蛇蚌鱼，断发纹身，凿齿拔牙，住干栏房屋，制作小舟在水面行走，用鸡进行卜卦。这些风俗，都承载着越族人强烈的民族感情。赵佗治龙川时，便因地制宜，入乡随俗。

　　赵佗自己身体力行“与越杂处、和辑百越”政策的言行，被史书生动地记载了下来。他接待汉高祖派来的钦差大臣陆贾时，魋结箕倨，自称蛮夷大长老，遭到陆贾嘲讽：“你是中原人，怎么反天性、弃冠带了？”侧面说明赵佗已将越人风俗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了。

　　有了赵佗的带头作用，其他中原汉族官员纷纷效仿，接受了越族的风俗习惯。但是，对越族人“好相攻击”的恶习，赵佗明令禁止并加以教化。经过努力，“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

　　赵佗鼓励汉越通婚，赵佗推行汉越通婚，促进民族融合。先从王室做起，赵佗的女儿嫁给吕嘉的儿子，吕嘉的女儿嫁给了赵佗的儿子。

　　1983年，广州象岗南越文帝墓出土的大批南越国时期的器物中，有一枚左夫人印，专家判断这是赵佗之孙赵胡的夫人，是越族女性。汉族国王和一个越族女性通婚，显然体现了南越国最高统治者也在身体力行着“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

　　黄崇岳说，汉越通婚在考古材料上确有反映，广州至今未发现有越人的专门墓地，所有的都是按地位区分的汉人和越人共葬墓，同一墓中的陪葬品，中原汉式与当地越式的器物兼而有之。

　　“和辑百越”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政策，更是一种文化策略，“和辑百越”让岭南有了较长时间安定团结的局面，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如促进了中原文化（以后发展为统一的汉文化）与以南越族文化、骆越族文化和西瓯族文化为主体的南越国内的“百越”文化的融合。有了这一基础，才使南方各越族最终大多融入了汉族大家庭。赵佗奠定了汉越文化融合期的基调，是岭南文化形成中的极为重要的环节。

　　“和辑百越”的成功推广，促进汉越民族的融合，为赵氏王国在岭南统治赢得了近一个世纪时间。

（转载 2022年3月27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