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化公园内赵佗雕塑

嘉庆《龙川县志》中记载的龙川城池图

客家文化公园内的“客娘”雕塑。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统一岭南，在南越地区置桂林、南海、象郡，征伐南越大军主帅任嚣被任命为南海尉。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等县，赵佗被任命为龙川首任县令。

　　在龙川令任上，赵佗采中原文化之精粹，纳四海文明之和风，启岭南文化之发端，他采取“和辑百越”“汉越杂处”方针，从尊重越人风俗习惯开始，提倡汉越平等，极力安抚越族。他劝导士兵在当地生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同时，为让南下将士在南越大地上安居乐业，他倡导“以诗礼化其民”，后人有“广东之文始尉佗”一说。

　　中山大学教授李吉奎认为，赵佗带来的人马，使岭南从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飞跃为封建社会，可以说，龙川设县，起点是很高的。中原人的迁入，彻底改造了岭南。中原移民与越人杂处，汉越通婚，为古龙川的开发注入了活力，活跃了经济，丰富了文化，启蒙了岭南文化，这是岭南划时代的变革。

　　因此，南越国史专家黄淼章表示，“在龙川的6年多时间里，赵佗从一个年轻将领转变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垦辟规划，提升龙川地区生产技术

　　从后人的各种记述和考古发现来看，赵佗在龙川的6年里，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使古龙川成为南越国的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整个东江流域的开发。

　　在先秦和秦汉时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相继建立夏、商、周，并形成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时代变迁中，处于珠江流域的南越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萌芽，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古越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发明者；在饮食方面，古越族“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创者。

　　但是，与同一时期的先进的中原文明相比，岭南仍属“新造未集”的阶段，仍被中原人视为“断发纹身”不开化的南蛮之地。据考古资料证明，直到秦平岭南前，这里还是处在一种原始的世袭军事酋长制阶段，只有部分地区进入阶级社会，但仍不是较发达的奴隶社会。

　　秦始皇平定岭南后，岭南开始在赵佗的带动下进入封建社会。从赵佗之治龙川至赵佗卒年（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公元前137年）止，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近或赶上中原地区。

　　作为龙川县令，赵佗带领着民众筚路蓝缕，开垦田地，发展生产。作为赵佗在龙川六年的“政绩”概述，唐朝龙川人韦昌明在其作品《越王井记》用“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来描述；中山大学教授、著名史地学家司徒尚纪用了“移民实边、规划垦辟、修筑城池”十二个字来概括。

　　赵佗从中原南下驻足的第一站龙川，是赵佗的“兴王之地”，也是他开发岭南、播种中原文化的“试验田”。在发展龙川经济方面，赵佗最重要的是“垦辟定规制”。秦朝前，越人刀耕火种，生产力水平低。平定岭南后，引进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深耕细作得到推行。而赵佗，无疑是这些先进技术推广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考古发现，在两广地区的广州、平乐和贵县等地的南越国时期墓葬中， 有许多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用具， 计有铧、镭、锄、镰、斧、凿、炉、剑戟、矛、匕刀等， 数量颇多且种类丰富，其形式特征与中原基本相同，专家认为，由此可见赵佗对百越之地进行了颇多的技术引进，诸多史料和考古都显示赵佗对南越的生产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市博物馆原馆长黄东从1999年在紫金黄塘镇抢救发掘的东汉古墓中出土的陶鼎、陶屋等珍贵文物中发现，两件陶屋是典型的客家先民住宅，内有小院，院内有几条小猪及猪槽模型，是农业大发展和丰收景象的反映，也是古龙川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与赵佗任龙川县令时大力发展生产力密切相关。

　　龙川地下水丰富，赵佗令凿井以灌田。《全唐文》称，“井围二丈，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打井是为一项水利工程，而且是从北方引进的一项技术。司徒尚纪称：“这恐怕是岭南打井的最早记录。”越王井历二千余年沧桑，至今仍水涌不绝。唐朝李吉甫说：“自汉至今，以为尉佗之遗泽云。”

　　2008年2月，在龙川县建县2222年“客家古邑·人文龙川”理论研讨会上，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副主任陈伟汉郑重地提到了龙川县出土的17件与赵佗直接相关的南越国陶器。“这批陶器，正是赵佗在龙川６年的时代物证。”陈伟汉断定。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龙川县博物馆征集了17件风格类似、年代相近的陶器文物。这些文物，大部分在佗城中学附近出土，有几件分别出土于黄布镇、紫市镇。

　　这些陶器，有瓮、罐、碗等，器身纹饰有水波纹、弦纹、米字纹等，纹样流畅自然，动感十足。

　　在广州，考古专家已挖掘出近千座南越国臣民的墓葬；在广西湘桂走廊的平乐县银山岭发现有百座秦到南越国戍边士卒的古墓，在这些墓葬中发现的陶器，其器形、纹饰、器身大小，都与龙川发现的这些陶器基本相同。

　　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主体陈列大楼里，与各种精美玉器、青铜器等陈列一馆的，就有一批与龙川发现的这10多件南越国陶器风格极其相类似的陶器。经过仔细对比，陈伟汉等专家确认，在佗城、黄布、紫市等几个地点发现的秦代陶器，是赵佗治龙川6年的历史物证，是目前所见，佗城最重要的和赵佗有直接关联的文物。

　　“龙川出土的这批器物，从类型学上所揭示的器物特征，属于米字纹陶中期的类型，时间约在战国末期至秦到南越国初期，也就是赵佗随军进入岭南到任龙川县令、经略龙川的这段时间内。”（陈伟汉、曾波强《龙川县出土的陶器与赵佗城相关问题探讨》）

移民实边，最早的客家先民

　　越地初开，人口稀少，社会经济落后，需增加人口，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此前，跟随屠睢、任嚣、赵佗，南越之地曾来过几大批中土人士，《淮南子·人间训》“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朝廷“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染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这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商人。第二年，秦又“适治狱不直者”筑长城、戍南越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考古学者在今湖南、江西及两广地区均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秦遗物、遗址和墓葬，成为当年秦南戍五岭、进军岭南的见证。

　　随任嚣、赵佗南下的秦军，留在南越镇守郡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大多是单身汉，跟还没和他们产生感情的越女成婚颇为不易。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前一年，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秦皇可其万五千人”，其他娶不上老婆的，“皆家于越”。出现这支有组织的女性移民队伍，在岭南历史上尚属首次，对推动汉越民族血缘交流和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于这些女子是否全部到了岭南，不得而知。但此事说明，赵佗非常重视龙川地区的开发。

　　广东著名考古专家麦英豪认为，赵佗最大的成功在于：第一，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二，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当他南越王国的大官；第三，提倡汉越通婚，自己的子孙都和当地越人首领的女儿通婚。

　　2220多年后，第23届世客会会旗交接仪式上，那首感动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属乡亲们的大型史诗式交响乐——《客娘颂》，所纪念的，正是这15000多名女子。

　　关于这些秦代“谪遣戍”之民，是否可以确认一部分为客家先民，2010年4月下旬召开的“赵佗与客家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大多学者认为，秦代“谪遣戍”之民确有一部分可视为客家先民。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杨鹤书认为，“客家人的来源也是多元的，同样存在同源异流和异源合流的形式，最终形成客家人。”他引韦昌明《越井记》一文为例证：“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以文化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法之年代计算法，一代以25年计，35代计为875年左右。从唐代上溯800多年正是秦朝时期。这支中县之民，正是客家先民。他认为，作为岭南有史记载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倡导的“和辑（集）百越”和“以越杂处”的政策，在统一治理岭南和最早的一支客家先民形成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州一带的秦军民与当地古越族，主要是壮、侗语族的一些分支融合为广府人的先民。而龙川、东江一带与百越族，主要是苗、瑶语族的另一些分支融合，成为客家先民的一部分。

　　韶关学院客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曾汉祥认为，广东是几千年来中原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主要出发地之一。广东省的三大民系：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其主体都是中原的移民，不过是到达广东的时间有所不同而已。包括河源在内，在广东移民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河源在客家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秦朝这次移民，任嚣、赵佗所率领的几十万大军可以说是广东省第一批中原移民，因为他们驻防和管辖的范围主要在今珠江三角洲、东江流域和粤东沿海一带，可以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广府人、潮汕人和客家人三大民系最早的先民。

　　这些新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军事、政治、思想、农业、冶铁业、手工业技术等，与南越人一起开发龙川，传播中原文化，融合当地文明，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

　民族融合，推动岭南社会经济迅速发展

　　与移民实边相辅相成的是，赵佗推行汉越通婚，促进民族融合。赵佗在龙川“下车伊始”，就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以坚兵利器平定并留守岭南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的秦军，同“好相攻击”的当地越人存在很深的隔阂，冲突时有发生。

　　秦始皇用军事征服了南越，却尚未夺取人心。深圳博物馆前馆长黄崇岳介绍，赵佗身为秦龙川县令，深入越族地区，了解越人风俗民情，总结了历史经验，称王之后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融合，促进了南越族主体的汉化，南越族及其后裔自然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中山大学民族学原教研室主任杨鹤书认为，东江的蛮夷早已自然同化（融合）到客家先民中。这种友善、亲和少数民族的传统，也一直为其后客家先民及其后裔所继承，宋以后表现于东江客家先民及其后裔与畲族之间的关系，所谓“有畲必有客”。

　　在龙川，赵佗推行秦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传播中原文明，并在治理龙川经验的基础上，苦心经营疆域更大的南越国。

　　张荣芳、黄淼章、陈伟汉等南越国史研究专家认为，赵佗使岭南社会形态从原始社会的分散的部落统治，跨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文明发达的封建社会。赵佗之治南越，大大推动了岭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迅速发展。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说：“泿水又迳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坰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据南越矣。”在龙川令任上，赵佗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历练。任嚣慧眼独钟，在秦亡之际，让赵佗临危受命，最终成为南越国主，使岭南在战乱年代获得难能可贵的和平，继续发展。

（转载 2022年3月20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