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南越、龙川县（选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资料图

■河源客家文化公园内的赵佗雕像 冯晓铭 摄

　　核心提示

　　“广东之文始尉佗”，赵佗治粤首站在龙川。龙川佗城，系百越归秦后首任龙川令赵佗治所，包括现河源地区的古龙川，是赵佗“兴王之地”。赵佗入粤前，定居在河源的先民是南下移民，还是百越土著？他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得怎么样？和北方地区有无交流，怎么交流？我们一起去看看前赵佗时代的河源。

　　百越归秦前，河源先民生活状态

　　赵佗入粤前，在河源地区定居的古越人，除了按自然规律缓慢发展，也与其他百越地区、江浙甚至中原地区有所交流、融合。

　　“春秋时吴国和越国都成为强国，形成共同文化。而吴、越北方各国，由于‘习俗不同、语言不通’，故吴越文化只能向南传播，特别是楚灭越以后，部分越人流入岭南，传进吴越文化成分更多，并被融合为南越文化的一部分。”（《广东文化地理》P30）

　　这些传播与交流，主要通过水路来进行。在河源地区，这水路主要是东江水系。

　　考古发现，在新旧石器转换阶段的细石器时代，闽粤间有一条由西向东的重要通道：西江—珠江—东江—龙川（水陆转换）—梅江—韩江—汀江。在新石器时代，不仅存在原来由西向东的扩展模式，且开始出现粤西、粤中、粤北、粤东（含闽西南）相互接触、交流和兼容的局面。到了夏商、两周时期，浮滨文化、夔纹陶文化东进，其后青铜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刘向明《从考古发现看东江在岭南古史演进中的地位》）。

　　“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卧瓒言）。百越之名出现于战国晚期（《吕氏春秋·恃君》），历史学家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载，越有于越、瓯越、闽越、扬越、南越、骆越、夜郎等。

　　百越先民是土著，还是南迁的“客人”？学界有着不同的论说。一说百越同源，有专家认为“越为禹后”，是商汤灭夏后，夏禹的后人，一路东徙南迁。后人根据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载，推断百越各族来源是越国“诸族子”南迁形成。一说百越先民就是土著，罗香林认为“不能硬说越族全体都是中国（中原、华夏）人种”。不少学者主张百越不同源。根据考古发现，厦门大学人类学教授蒋炳钊认为，越族不是夏族南迁的后裔，而是主要由当地先住民发展形成（蒋炳钊《“越为禹后”质疑——兼论越族的来源》）。

　　百越先民万万想不到，在遥远的西北方，关中咸阳秦宫大殿里，一道闪着兵锋的目光，正远眺百越，虎视眈眈。他们的命运，即将被改变。

　任嚣定岭南，赵佗守龙川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攻取韩国。公元前221年，他将最强大、最难啃的齐国也灭掉了。在这10年里，“伏尸百万，流血漂杵”，将六国全部攻下收服，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他发现，在海滨还有一大块地方没曾纳入他的帝国版图。那块地方，“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或火耕水耨……无积聚而多贫”，却能出产很多珍贵的犀角、象牙、翡翠、珠玑。那里的人，又善于制造兵器，善于水战，又不服秦帝国“管教”。“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秦始皇大手一挥，于是发兵岭南。

　　第一次南征百越在秦始皇帝二十五年己卯（前222年），派遣秦将王翦南征百粤，“悉定其地”。《史记·王翦列传》说王翦平定荆地（湖南、湖北），“因南征百越之君”，这里的百越，还在江浙境内，并未到达岭南。

　　公元前218年，屠睢领了秦始皇旨意，“率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屠睢兵分五路，“一军塞镡城之领（岭，今广西兴安北），一军守九疑之塞（今湖南蓝山西南），一军处番禺之都（今广州），一军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西南），一军结馀干之水（即江西信江）”，开始一顿猛攻。

　　秦兵素有虎狼之师的称号，他们以灭六国之余威，在南越、西瓯各地进行凌厉攻势。刚开始时，战斗推进得挺顺利，西瓯首领译吁宋被秦兵所杀，越人于是换了战术，依托熟悉地形，钻入山林河谷，就算日夜与禽兽蛇蚁共处，也不肯向秦人投降。他们采取游击战、扰袭战等形式，令秦军3年不敢解甲休息。

　　这么远的战线打了这么长时间，粮草补给转运很困难。郡监史禄没法子，他观察地形、河流走向，令兵卒开凿运河，选址、设计都很科学，后人称之为“灵渠”。灵渠连通了长江和珠江的水系，改变了我国东南一带水上交通状况，扩展了物资运输的范围，促进了岭南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灵渠一通，于是粮道通，秦军继续与越人战。越人守土信念极强，他们推举出桀骏为将，经常夜袭秦军，使秦人大败，屠睢战死，众多秦兵群龙无首，大约粮食也还没供应上，于是溃逃，被越人追杀，“伏尸流血数十万”。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始皇再度“发谪戍以备之”。因为要派主力部队北上攻打匈奴，嬴政没能派出正牌大军，而是把那些逃亡者、奴仆、小商人、罪犯聚集起来，与前几年的老兵一起，继续攻取这片顽固的“陆梁之地”，降服这些意志和耐力都十分顽强的陆梁之人。任嚣是这次南征的主帅，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随之。任嚣吸取了屠睢的教训，步步为营，最终，这片陆梁地终于“略定”，分置三郡——桂林郡、南海郡、象郡，包括了现今的广东、广西、云南及越南的一部分。南海郡下辖番禺、龙川、博罗，任嚣被任命为南海郡尉，现广东大部分地区都属秦时南海郡。任嚣的得力部将赵佗为首任龙川令。赵佗是这4个古县中唯一留下姓名的县令。

　　王者降临前，龙川是怎样的存在？

　　《晋书》载，（南海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岭南三大家、清初屈大均亦说，胡北越南，乃秦之所最畏，故视他尉为尊，非三十六郡之比。任嚣领受了这个重要任命，往番禺（今广州）上任去了。在战火中得到淬炼的年轻的赵佗，开始治理龙川，他推行秦朝的郡县制，引进中原的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随赵佗南下的部分秦军将士也来到龙川，镇守县治和边关要塞，屯垦戍边。

　　在龙川，赵佗积累了理政经验，为将来接任南海郡尉并自立为南越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广东通志》载，龙川地境含广东东部大部分，以及福建的东南角部分，东至九连山，西至福建云霄、诏安等县，北接江西、福建地界，南临南海，有“当江赣之冲，为汀漳之障，则古三省（按，为粤闽赣）咽喉，四州门户”（嘉庆《龙川县志》），乃当时“水陆之要道”。专家史为乐甚至认为，当时龙川县的范围是否仅限于此，或者说，赵佗初期控制的地盘是否仅在此范围内，还很难说。因为由龙川向北，沿东江及其上游之寻乌水至今江西省寻乌县，当时赵佗通过水道很容易控制这一带。所以，古龙川很可能包括今寻乌县地。另据《清一统志》记载，今粤北仁化县北九十里城口镇有赵佗城，所以古龙川的西界到底在何处，也值得研究。

　　龙川的得名，众说纷纭，不少典籍都有记载龙川得名之来由，如晋朝裴渊《南海记》（一名《广州记》）、宋代王应麟《玉海》等，说是“南海郡属县龙川，有龙穿地穴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胡瑃纂嘉庆《龙川县志》有另一个说法：“龙川邑有龙潭，自嶅山分注会于川，故名。”

　　古龙川之所以成为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府”，“乘龙川以跨南越”之地，除了有“天时”“人和”的历史原因外，还有龙川地理位置的重要因素。2200多年来，古龙川一直都是闽粤赣接壤地理中心，为“三省咽喉、四州门户”。

　　掌控了龙川，对秦帝国而言，就控制了今闽粤赣接壤地区东西南北的交通。向南，可稳定已控制的南越地区；向东，则可看住反复无常的闽越；西可至梅关；北可出江西通往中原。

　　广州市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资深研究馆员吴凌云认为，龙川战略位置在秦汉乃至近代都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广东的门户，是沟通岭南和中原特别是江西、浙江等地的又一枢纽，这可能也是秦始皇、任嚣能在关键时刻对赵佗委以重任的原因之一。

　　中央党校教授王子今认为，龙川筑城，作为军事设施，意义主要还在于控制南北交通，在所谓“负山险”的地理形势下，既利用这一条件控制南越地区，又防止南越人借这一条件对抗中央政府管理。还应当看到，龙川秦城的营造，不仅用以针对南越地方势力对南北交通畅通的威胁，而且对东北方向所谓“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的诸地方势力遥相监控的作用。

　　专家考证，古龙川是吴越人南下的通路。龙川以北，是“南越船舶最北的航运终点之一”。并进一步推测，如果吴人的军事力量曾经进入岭南的说法能够成立，则是由江西寻乌循寻乌水南下经龙川到东江的通路，显然更为便捷。

　　王子今认为，龙川置县，最初就有不宜忽视的交通意义。龙川是吴国人南下通路，而且，在晋人以“吴”为基点的认识中，龙川的交通地位无疑当引起重视。王子今认为，如果贡水和寻乌水至东江联航的推想可以成立，则龙川秦城的军事交通意义也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左思三都赋之《吴都赋》中提到吴国的开国，“故其经略，上当星纪，拓土画疆，卓荦兼并，包括干越，跨蹑蛮荆。婺女寄其曜，翼轸寓其精，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坰。”三国时越地属吴。东吴经略东南，成就帝业，“包括干越，跨蹑蛮荆”，即以岭南的富足为依托。“目龙川而带坰”语，似说明越过五岭，当以经由龙川的通路为要道。

　　《水径注·泿水》“赵佗乘此县而跨南越”，郦道元显然注意到了龙川的地位与赵佗终成大业的关系。

　　《嘉庆重修一统志》中说，龙川县北有“铙钹山隘”，县西北有“猴岭隘”，县东北有“铁龙隘”，虽未必就是最重要的关隘，但由此可以大略认识龙川的军事地理形势和军事交通地位。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元林在《龙川古道》一书中提到，（今）龙川地处东江和韩江上游，与江西定南和寻乌接壤。以佗城为中心，龙川恰处在东江流域与韩江流域的分界岭上，雄踞两流域水路交通要冲。其东有岐岭蓝关（又称丫顶关），可控五华、兴宁盆地；西有大帽山耸峙，屏障西来兵祸；北有定南水、寻乌水通江西；南有东江干流通达惠州、广州，为水陆交通之要道。

　　汉代以降，东江南北交通的枢纽位置2000多年来未变。清末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明统志》说“湖汉水”水系状况时提到：“又二百五十里，至广东县界，为东江。谚曰：‘赣江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谓此水也。”

　　王子今考证，赣江通道与东江通道古来可以沟通，而龙川在这一交通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江西安远，北流的所谓安远水（今称濂江）与南流的寻乌水和定南水上游之间，直线距离不过20公里左右。龙川向南，则是可以直接通达番禺（今广州）的深阔的水道。显而易见，龙川成为当时以水路交通为主的联系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

　　这样一个闽粤赣接壤的军事中心，“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彼此各不统属，仍处原始社会末期部族战争状态的百越之地，这位年轻奋发的首任龙川县令赵佗，究竟要从哪里开始着手治理呢？下期继续探源。

（转载 2022年2月20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