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黄赞福 摄

■河源迈入高铁时代，千年古邑，未来可期。 黄赞福 摄

　　开栏语

　　河源是块古老而又活力十足的热土。远古时期，河源曾经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哺乳动物生活的“天堂”，是恐龙的“宜居地”，被誉为华南古生物宝库。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再到夏商周时期，人类在河源大地上繁衍生息。秦置龙川县，为秦时南海郡三大古县之一。2200余年间，中原与百越文化在河源交融整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之河源客家地域文化。在这块热土上，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2022年《河源文史》新设《河源前事志》栏目，为您讲述。

　　核心提示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河源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自秦置龙川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南越王赵佗曾担任龙川县首任县令，河源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

　　河源也是恐龙蛋化石藏量全球第一、恐龙蛋化石馆藏量最多的地方。2005年，河源市博物馆获颁第3届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河源也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层与古生物中心授予“中华恐龙之乡”称号。

　　历朝历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岭南，部分留在今河源境内繁衍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之河源客家地域文化，是为“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至今，河源拥有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项，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全市有23个省级古村落。

　　河源曾是史前生物的“天堂”

　　河源拥有巨量的恐龙蛋化石、露天保存的恐龙脚印化石，和藏在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的恐龙骨骼化石。同时拥有“三位一体”的珍贵恐龙化石资源，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1996年3月6日在市区东江边发现第一窝恐龙蛋化石至今，河源已抢救、发掘近2万枚恐龙蛋化石。据专家估计，河源虽然发现的恐龙蛋化石超过世界发现数量的一半，却只是地下海量埋藏中的沧海一粟。在“河源盆地”的红砂岩中，恐龙蛋、恐龙骨骼化石分布面积约70平方公里，光河源城区周围一带的恐龙蛋化石埋藏量，估计就达几十万到上百万枚之多，其中包括40多种恐龙蛋化石。

　　河源还陆续发现了8具恐龙化石，7具恐龙化石被命名为“黄氏河源龙”， 其中一具化石骨骼完整程度达80%以上，现已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河源恐龙蛋化石保护区内裸露恐龙蛋化石之数量、品种之丰富在世界绝无仅有，河源也因此成了恐龙蛋化石藏量全球第一、恐龙蛋化石馆藏量最多的地方。

　　在市区南端，政府划定2.26平方公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河源石硖恐龙蛋化石埋藏地”的保护范围，其中1平方公里为核心保护区，对遗址原貌进行保护。

　　在河源大地中留下化石的不仅仅有恐龙，还有早已灭绝的东方剑齿象等生物。

　　2000年初夏，市地矿局（现为市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在东源县上莞镇发现了一处古哺乳动物化石群。经广东省内外数家地质、文物考古机构的专家、教授相继鉴定，认为这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包括豪猪、东方剑齿象、亚洲象、虎、豹、犬、熊、貘、猕猴等20多种古动物的化石，而其中的东方剑齿象、纳玛古象、中国犀牛、华南巨貘、大熊猫洞穴亚种等约在1万年以前就已经灭绝了。如今，市博物馆设有必寿洞展览专柜，主要陈列这些动物群的牙齿化石。

　　河源大地上的“文明碎片”

　　古龙川物华天宝，远古时代就是藏龙卧虎之地。多年来，东江流域的系列考古发现就有力地佐证了这一点。

　　从发现第四世纪6目12种古动物种化石的东源上莞必寿洞，到龙川县登云镇荷树排的17座新石器时代古墓群，到连平大湖高栋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窑址，再到和平三角山遗址发现的战国中晚期越国贵族“米字纹陶类型”文化遗存……

　　一件件重见天日的“文明的碎片”证实，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时期，在苍莽的河源大地上，已经有大批先民在此繁衍生息，虽地处华夏文明边陲，但先民们依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吴越保持着密切交往，间接接触了华夏文明，逐渐催生文化嫩芽，并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汲取多方养分茁壮成长。

　　从古龙川分出今梅州等市

　　在封建时代，把一个大县分成两个或更多的新县，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为了多增田赋。如《松江府志》云：“田赋百万，非一令所能经理。”龙川析县，说明该县已是一个民政事务繁杂、税收事务繁重的大县。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制揭阳县。东晋时，从龙川县析出绥安（今福建云霄一带）、海阳（今潮州市东）、潮阳（今潮阳市西北）、海丰（今海丰县）、欣乐（今惠阳县北）、兴宁等县。

　　东晋咸和六年（331年），析龙川置兴宁（今兴宁、五华等地）、海丰；东晋废帝太和元年（366年），析龙川置雷乡县；南朝齐武帝永明元年（483年），龙川析置新丰、河源、陆安（今陆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置循州总管府于龙川……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司徒尚纪说，从南汉，经宋到元，龙川佗城还是循州治所，辖龙川、五华、兴宁等县，反映龙川政治地位不断升格，同时也说明经济基础不断加强。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谭元亨认为，包括已有“世界客都”之誉的梅州的地面，当年也都在古龙川的行政区域内。龙川立县在秦代，而在汉代，才析出兴宁（今梅州市所辖），直到南北朝，才又析出程乡——也就是今日的梅县、平远、丰顺的大部或小部分。

　　赵佗从河源起步，开拓岭南文化

　　赵佗曾被毛泽东称为“南下干部第一人”，二十出头就成为秦朝南征岭南大军副将；平定岭南后，出任秦朝首任龙川令；秦末乱世，已成为南海郡尉的赵佗，趁机吞并桂林、象郡，建南越国，裂地封王。

　　古龙川是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地”，也是他开发岭南、播种中原文明的“试验田”。 任龙川令和南越王期间，赵佗悉心呵护岭南文化嫩芽，并大量植入了中原文化中有益的养分，为兼具中原文化与海洋文化之美的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令年轻的赵佗作为其中一路副帅与主帅任嚣同征南越。在秦军的铁蹄声中，任嚣、赵佗平定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岭南设置桂林郡（今广西大部分地区）、象郡（今越南北部与广西一部分）与南海郡（今广东大部分地区），把岭南纳入版图，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龙川，是当时广东地域最早置县的4个古邑之一。

　　身为龙川县令，赵佗深入越族地区，了解越人风俗民情，总结历史经验，采取“和辑百越”的民族融合和民族自治政策，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动汉民族与南越族的融合。赵佗在任上大力推广促进龙川文明发展的各项措施，设置政区、移民实边、开垦山林、修筑城池、兴教办学、推广中原文化，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使古龙川成为南越国的一个先进地区，并带动整个东江流域发展。

　　赵佗接替任嚣为南海郡尉后，因中原大乱，自立为南越王，南越境内相对太平。汉朝建立后，赵佗二次归汉。南越国存续近百年后，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正式划入汉帝国的版图，龙川县仍归南海郡管辖。

　　从中原来到岭南的赵佗，使原本“蛮荒蒙昧”的岭南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获得了飞跃式发展。

　　“和辑百越”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政策，更是一种文化策略，因有了“和辑百越”，让岭南有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团结局面，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直接推动作用。如促进了中原文化（以后发展为统一的汉文化）与以南越族文化、骆越族文化和西瓯族文化为主体的南越国内的“百越”文化的融合。有了这一基础，才使南方各越族最终融入汉族大家庭。

　　正是古龙川具有良好的自然、人文地理条件，在交通、军事、商贸、政治等方面的地利，“三才”并行才成为先民生息、文化萌动的沃土，才成为孕育岭南文化的重要关节点，最终成为南越王赵佗的“兴王之府”，成为源远流长、独具魅力的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划过河源上空的“文曲星”

　　一个地方，山川人文灵气所钟，必生聪明俊秀之人杰。历朝历代以来，不世出之高人，织串起了一个地方的人文脉络。河源，虽为古时蛮荒之地，却是今日南国明珠，邑虽小，而杰出人物亦众。五县一区见诸史料者有数百人，其中各代翘楚，亦有数十人。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岭南本土俊彦，功绩显赫、彪炳汗青，百世犹师，至今闪耀在千年古邑的人文谱系中。

　　唐代有“循州第一进士”的韦昌明；宋代有苏东坡为之写过两首诗的“岭南首第”古成之；明代有官居二品“民称神明”的李焘；清代有广东巨族一门三世四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连平颜氏家族；民国时有曾被提名副总统候选人的徐傅霖，以及“东江三杰”阮啸仙、刘尔崧、黄居仁；新中国成立后有“文坛伯乐”萧殷等。

　　在封建王朝时代，不少中原人杰由于贬官、游宦、流寓等原因来到河源地区后，在各地著书讲学，传播文化，对河源的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中原人杰的到来，如同手把梅枝种岭南，给当时岭南“蛮荒地”带来了满园春色。除前面提到的赵佗，还有状元宰相吴潜、文天祥，有大文豪苏辙、名将俞大猷、大思想家王守仁等。

　　河源坐拥20余座古村落

　　河源有23个省级古村落，其数量之多，在全省位列前三。

　　散布于我市各县区的古村落，是在特定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家族聚居地。它集明清民居文化、宗祠文化、商贾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之大成，是岭南客家文化的活化石，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河源的古村落文化，包含了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商业文化、祠堂庙宇以及雕刻艺术、科举、宗族、民俗等方面的内容。现存的河源古村落有些建造年代可以追溯到宋代，大多数是明清时期的。古村落是观察河源地方文化特色的窗口，它凝聚了客家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理念。

　　这些仍较好保存的古村落，是活生生的客家文化博物馆，举凡古建筑、器物、美术，在这里有着最恰当最到位的陈列。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中，生活在城市的“90后”“00后”，他们也许没有在老宅、祠堂里过上一回春节，但他们走进这些古村落的时候，父辈的记忆，仍将在他们身上延续。

　　在源城区，至今尚存众多明清古建筑，尤以民宅为多，而又以当年最古老县城所在地——上城居多。因为河源地理位置的“居中擅胜”，以及水运的发达，广府、潮汕、客家以及中原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客家地区的语言体系、民俗民风、建筑风格，积淀了源城区独有的文化特色。

　　时至今日，河源拥有国家、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项，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

　　千年古邑迈入高铁时代

　　市区地处东江中枢，位于东江中上游、新丰江下游，双江汇合，三面环水。旧时水运以东江为主干，上游可达龙川、老隆及和平东水，下游至惠州惠阳、博罗，长年船只不绝；其次为新丰江，由新丰流经原河源县之龙尾、回龙至县城汇合东江，新丰物产多从此道出口。

　　自秦以来，尤其是唐宋年间，由于东江航运发达，更成了一条交通的大动脉，而这大动脉的节点，便是在龙川。在明洪武年间人口锐减之前，作为湘、赣、闽、粤四省或“四州门户”，龙川的航运业、商业是何等发达，人丁是何等兴旺。这条线路，先于汀梅，且更为长久。

　　清代中叶，佗城占漕运、盐运、河务三大政要之利，经济形势更是达到鼎盛。保存至今的龙川老隆镇福建会馆，建于清朝初期，是龙川县闽籍商人投资兴建的同乡会址。县志还记载有潮州会馆、惠博会馆等。作为“三省咽喉、四州门户”，周边省市都在龙川建有会馆，有力地证明了龙川 “为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的商贸中心地位（《嘉庆重修一统志·惠州府》）。

　　2021年12月10日上午9时55分，“复兴号”G4640次列车缓缓驶入河源东站，河源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乘坐高铁从河源到深圳只需40多分钟。河源走进高铁时代，千年古邑，未来可期。

（转载 2022年1月2日 河源日报河源史志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