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岸边，蔗农用几头牛拖着石磙压榨甘蔗。大约摄于1931年至1950年期间。

　　物资极大丰富，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我们的先辈都是勤勤恳恳地在江边河边靠种田种地为生，看天吃饭。

　　河源是东江冲要之地，界连九县，东界龙川，东北界五华、和平，北界连平，西界龙门，西北界新丰，西南界博罗、惠阳，南界紫金。在这广袤的地界里，虽说平地很少，但也没多少高山峻岭，只有连绵不断的丘陵连接，举目皆然。山峡之间，平原者独为农田，土质夹沟为多。河源县的男子基本以农业为生，在耕种每年两造稻谷之余，也做做小生意，也就是当个小贩，贩卖些自己生产或从别人那里收购的农产品。

　　这些农产品，以谷、油、糖为大宗，蒜、菇、栗、柿饼等次之，还有番薯、芋头、麦、油菜、甘蔗等。在龙川、紫金、连平与和平等县，情况亦大同小异。因此，农产品带来的税费收入，在当地整个税费占比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其中尤以片糖为最多。河源所产片糖（原料为甘蔗），一度绝大部分通过水路销往外地。近数十年来，物资极大丰富，片糖不复以往那么重要了。

壹

　　村荒拥蔗田

　　清朝到民国甘蔗种植规模大

　　糖是人们不能缺少的食物，少食有益，糖给人类带来的愉悦感是无与伦比的。在近当代，河源是种蔗的大区，出产的片糖，与花生油、茶油等，同为运销外地的大宗农产品。

　　清道光年间，曾任广东学政的翰林学士戴熙，通过水路途经河源时，天色已晚，在离驿站不远处的码头上泊好小舟，上岸后走不远便是河源著名的十里榕荫景观，在薄暮的天色中显得翠绿暗幽。他看见河一边的岸上，不多的屋舍被大片大片的蔗田簇拥着。

　　“驿暗连榕荫，村荒拥蔗田。”这是戴熙的原句。从他的诗句中可看出，河源大规模种蔗的历史，最早19世纪初开始。

　　河源广种蔗田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

　　1930年，时广东建设厅农林局派员进行东江水源林调查，便发现东江一带农民基本以种田为业，除二次稻作物外，兼种番薯、芋头、栗、麦、油菜、甘蔗等。

　　因此，河源的农产品，以谷、油、糖以及蒜头、风栗为大宗。以1935年为例，东江一带及蓝口地区，每年出产片糖140万斤，在河源当地销售的仅有20万斤，有110万斤用船通过水路运往各地行销。（《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九号，广东各县物产调查）

　　1936年统计，整个河源县有166家蔗糖生产工场（又称糖寮），每年生产片糖28000石（一石为30斤）。从当时的一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河源县辖地，种植糖蔗的面积很大，蔗糖的生产量也很大。以1936年为例，河源县种有糖蔗7万亩，生产蔗糖336万石，仅略低于惠阳县的75000亩、337.5万石。

　　同一时期的紫金县种有1.5万亩甘蔗，年出产蔗糖67.5万石；龙川县亦有3000亩糖蔗田，年出产蔗糖13.5万石。和平、连平无记录。（《本省重要作物产量估计表》1936年农情丛书）

　　陈济棠主政广东期间，写了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描绘了广东1932年至1935年的美好蓝图，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全面发展。制糖业也列入这个计划中，并且是带动整个广东经济起飞的“龙头”。河源的糖业，也在这时候有了新的发展。

贰

　　刘允中自费推行河源蔗业改革

　　1938年改竹蔗为爪哇蔗

　　河源东江两岸一带的冲积表土为壤土，底土为黏质壤土，非常适合种植稻子和竹蔗、甘蔗。

　　蔗种得多，卖得多，就可给农民带来可观收入。但有时甘蔗丰收了，反而卖不出好价钱。1929年，河源雨水充沛，甘蔗丰收，产糖量比1928年多了三分之一，但就是卖不起价来。这是因为那时东江、新丰江干涸，且沿江有匪徒拦船收费，这些甘蔗只能在本地消化，因此卖不出好价钱，每担只售银六两七八，其价格之低，是1919年十年来仅见。

　　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陈济棠在广东大力支持开设糖厂，推广新的蔗种——爪哇大茎种甘蔗。而当时河源县种的都是矮短的土蔗（俗称竹蔗）。当时还在南海县平洲农工作的河源邑人、前清增贡生刘允中，托人购买了爪哇蔗种20余万株，专船运至源城，托友人刘兆芳（双下人）、李捷成（东埔人）、李雨初（上城人）、丘文元（城镇人）转给农民栽种，不取分文。

　　1938年春，这批爪哇蔗在双下、东埔等地施种，试种结果显示，爪哇蔗比竹蔗产量提高一倍。于是县内种植良种爪哇蔗就迅速推广开来。（《源城文史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甘蔗生产仍是河源县农业经济的一大支柱。1965年，河源县甘蔗产量达3.21万吨。埔前、东埔、仙塘、蓝口、柳城及新丰江水库清库前的回龙等乡镇，是盛产蔗糖地区。

　　1953年10月成立的河源县糖业糕点公司，主营食糖、糖果、糕点、奶制品、罐头批发、零售业务。同年冬，在蓝口、柳城、仙塘、埔前等4个区设土糖收购站，当年农产品购进额为48.2万元，销售额为51.3万元。

叁

　　河源人发明的几种制糖土法

　　在手工业尚不发达的年代，河源人发明了自己专门的一套制糖方法：用铁锅2个，置于双灶间，锅径约四尺，深尺余，灶口通于室外，以便烧火。每次榨蔗十二把，得汁约700斤，即倾倒入第一锅内煮之，加石灰半斤（有的地方用蚬灰）。煮半小时许，去渣与泡后转入第二锅，再加生油渣二三两。煮2小时许，浥入盆内，以捧搅之，令起砂，则倾于摊开的席子上面，半小时凝固后，用蔗钩切成糖片。

　　若是自榨，又有另一套方法：每日砍蔗者6人，工价共六毛；驱牛1人，价一毛；放蔗入榨1人，价二毛半；接蔗1人，价一毛；烧火4人，价一毛；煮糖1人，价二毛半；杂役1人，价一毛。合计每日12人，工价1元5毛。如此可榨得蔗48把，得汁约2800斤，煮得糖约400斤。糖片厚四分，色红黑褐者居多，偶有黄色者。糖质均韧而欠松脆，不能久贮，在暑天时容易变形，但当地人认为，这样做出来的片糖味道特甜。（《（民国）广东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岭东山寨记下卷）

　　新中国成立后，河源土榨糖寮制糖，还在使用古老的方法——牛拖石磙压榨甘蔗，用几头牛轮流拖磙，一天只能榨3吨左右甘蔗，甘蔗水用柴火锅煎煮制成黄糖，出糖率一般为10%至11%。每年榨季，一间土榨寮只能压榨甘蔗200吨左右。

　　由于土榨糖寮生产工艺原始，设备简陋，日榨量低，严重制约着河源县甘蔗生产的发展。（2000年《河源县志》）

肆

　　河源县糖厂小史

　　在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期，河源县制糖的糖寮很多，然而土法榨糖效率低下。

　　据2000年《河源县志》载，1981年以前，河源县种植的甘蔗，除自给外，还能销售给县内非蔗糖地区农民。但本县自产食糖不能满足县民需求，商业部门便从外地购买供应。1950年，在县内商业销售食糖426.6吨中，从外地购进415.8吨。此后几乎年年都要从外地购进。

　　因为当时河源县产糖量不高，还曾一度以食糖凭证供应县民，1970年，为促进甘蔗生产发展，县人民政府在蓝口镇塘心建起一间日榨150吨甘蔗的机榨糖厂。不久，因厂址选择不当，交通不便，以及设备落后、效益不高，且甘蔗源头少、出糖量低等原因，1977年停产下马。

　　1978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种植甘蔗又成为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来源，因此，全县小型榨糖机发展到58台，合计日榨糖达500多吨。但这些蔗糖仍不够县民使用。1981年前，县民仍凭证购买食糖，每人每月0.2公斤。1982年，县政府决定将河源氮肥厂转产为日榨500吨白砂糖糖厂。厂区总面积5.43万平方米，有厂房7595平方米，厂址设在县城新兴区，即今滨江大道龙王阁附近，现为御龙湾花园。

　　但糖厂投产后的第一榨季，因设备、天气等问题，榨蔗只有2.4万吨，产糖2067吨，产值6.79万元，企业亏损34.59万元。但毕竟是自己产糖，河源县此后食糖供应充足，凭证供应制度由此取消。

　　1983年10月，县糖厂充分利用开榨时的余热，用甘蔗渣和煤作燃料进行发电，装发电机组1台750千瓦，所发电可满足厂内生产生活需要。

　　1984年，糖厂进行改革，实行厂长负责制和浮动工资制，至1985年，榨甘蔗5.02万吨，产糖5236吨，年产值388.55万元，比1982年的6.79万元增加57.22倍，纳税89.04万元。1987年榨甘蔗4.2万吨，产糖3559吨，产值523.1万元，纳税111.8万元，亏损0.6万元。

　　河源县糖厂主要产品有白糖、赤沙糖，厂内附设有新江糖果厂和一个经销公司、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新江糖果厂引进上海糖果配方、机械设备和生产工艺，生产的糖果有双喜、四喜、龙凤、一口香、蜂乳奶油、五彩奶油球、花生蛋白、花生牛轧等，1987年产糖果20吨。

　　2001年，河源县糖厂解散。2008年，建设滨江大道时，河源县糖厂厂房全部被拆除。

　　国营糖厂已解散并拆除厂房，但民营糖业公司仍在红红火火地生产，并在技术上进行提升和攻关，在质量上逐年提高，如2001年成立的广东省河源糖业发展有限公司，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二市三县一区（惠州市博罗县、河源市东源县、紫金县、源城区）的农民5000多户种植甘蔗1.8万多亩，主要经营制糖、食糖加工、甘蔗来料加工、销售食品原辅材料等业务。

伍

　　民国时糖捐办教育及其引发的风波

　　1936年，在河源城的商业中心——太平路、化龙路、沙边街，总计商号有数百家，同业公会共十三行，会员150家。营业情形以盐糖行、布疋、什货、海味、平码行为盛。

　　民国的河源，片糖出口所带来的税收——“糖捐”，向来是河源税费收入的最重要的一项，有“一糖三抽”之巨，糖商与农民皆不胜其苦。1925年，县立高等小学校长黄宗度，因为学校经费艰难，也来横插一脚，抽取糖捐，于是引得凡与糖类有关系的人大为反对。反对者还召开会议，公举县商会会长李可成致电当局，吁恳撤销。同时，他们决定如果该高小校长不在限期内将糖捐撤销，即进行农民罢运，商人罢业，以示抵制。

　　1929年9月，组团到广州参加全省商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河源商会提议，免除河源蒜头、栗干、片糖、柿饼、猪只等苛捐，并经过议决通过。

　　那时的河源饱受军阀蹂躏，农商凋敝，出口货物仅以蒜头、栗干、柿饼、片糖为大宗。北伐军兴，各捐商瞒禀政府，准许包抽包缴，此外又有猪捐，虽经呈准免收，但县里却征收如故，造成农商交困，难以负担。当时的广东省财厅解释说：“至糖类捐，系由敝厅核准全省总商承办，非仅抽河源一隅。其捐款虽归敝厅征解，惟款经奉省政府决议，拨归国库。”糖捐还是没办法蠲免。

　　从这事可以看出，片糖给农民、商人及当时的河源县政府，是带来了可观收入的。

　　这里有一个更精确的数字，可见当时片糖捐在各种税收里占比之大。1928年，河源县属地方税完全由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管理，计每年约收火烟酒屠附加毫洋3500元，蒜头捐毫洋3000元，屠牛捐毫洋1000元，钱粮附加毫洋5000元，串粟捐毫洋1000元，片糖捐毫洋700元，屠猪附加毫洋490元，生牛捐毫洋240元，竹排捐毫洋300元，木材捐毫洋1500元，牛皮附加毫洋30元，税契附加毫洋200元。（1929年2月，《河源县县务调查》）

　　这些税费，由县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管理。那这些钱都花在哪里了呢？

　　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数据为例。岁收：片糖捐、钱粮附加、串票附加、契税中资捐、军事状纸费、药膏附加、屠猪捐附加、木排捐、蒜头捐、屠牛捐、生牛捐、冥镪捐，儒学租、圩渡租、花票附加等项杂捐，共19776元。岁支：县教育局、教育会，阅报纸、教费管委会，图书馆经费、及各学校经常、临时各费，共19222元。（《广东全省地方纪要》，1934年第二册）

　　1945年冬编制的《河源县在城各机关一览表》，便明确设有专门的“糖征处”，民间行会组织设有盐糖同业公会。

　　21世纪以来，河源的经济进入腾飞式的快速发展阶段，曾占有税收相当大比例的糖业带来的税费收入，已不再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转载 2019年7月14日 河源日报）